半個時辰后，數(shù)千份奏疏擺在了乾清宮中，他之所以調(diào)全部而不是陜西的，主要是不想讓朝臣知道真實意圖。
“皇爺，自天啟七年七月一日起到昨日，陜西境內(nèi)一共上了二十九道奏疏，只有陜西巡按御史吳煥在八月十一日上了一份奏疏?！?br>崇禎接過王承恩遞過的奏疏，打開迅速的掃視著，奏疏上寫著：
“臣巡查陜西，自去歲一年無雨，草木枯焦，七八月間，民爭采山間蓬草而食……”
這份奏疏明確的記載了陜西的天災人禍、民變的情況，最后結(jié)尾說：死于饑與死于盜等耳，與其坐而饑死，何不為盜而死，猶得為飽死鬼也。
奏疏最后的批復更是可笑：此饑民也，掠至明春后自定矣！
不過崇禎看著批復的日期就知道為什么了。
八月二十二日，朱由校就駕崩了。
八月十一日的奏疏，這個時候朱由校已經(jīng)是病重了，怎么可能會重視這件事情。
身為臣子，為君分憂，皇帝病重無法處理，難道大臣們不能處理了嗎？
砰！
一直面色平淡的崇禎將奏疏拍在龍案之上，暴怒道：“這群狗官，只知道結(jié)黨營私，爭權(quán)奪利，絲毫不顧忌百姓死活，這種事情都不上報，陜西巡撫都是干什么吃的，三邊總督、內(nèi)閣又在做什么？”
怒罵了幾句后，崇禎慢慢的平復了下來，陷入了沉思之中。
為什么會發(fā)生民變，因為吃不飽。
為什么吃不飽，因為苛捐雜稅太重，這是表象。
最根本的問題在于，百姓的耕田太少了、產(chǎn)出太少，耕田大部分集中在宗室皇族、士紳手中了。
不將田地給弄出來，朝廷就算是免除一切苛捐雜稅，都無濟于事。
崇禎這段時間看過戶部的記載，北方夏麥秋粟畝產(chǎn)2石，南方稻麥兩熟田畝產(chǎn)3石，這么算下來，平均畝產(chǎn)兩石半，也就是380斤左右。
而人均不足2畝田地，算下來也就700斤左右，這還只是稻谷，再加工成米，估計只有500斤。
古代農(nóng)民可沒有大魚大肉，油水少，一個人一天一斤大米都不夠，這些米也只有一個人一年的口糧。
若是遇到水災、旱災、蝗災等等的，能一日三頓粥都是奢侈，更別提朝廷重稅和士紳官吏的層層盤剝了。
解決糧食短缺問題，可以從兩方面入手，一是讓百姓有更多的田地，產(chǎn)量不夠，那就田地地數(shù)量來湊。
人均兩畝不夠，那就三畝、五畝，甚至十畝。
這話說著簡單，但真要實施起來，困難無比。
大明王朝兩百余年，歷經(jīng)十五位帝王，也只有太祖的洪武年間和萬歷年間搞清楚了全國有多少的田地的數(shù)量，足可見清理田地數(shù)量這項工程的難度。
涉及到宗室皇族、士紳地主的利益，必須得掌控強有力的兵權(quán)，這樣才能防住他們暴動。
分田目前做不到，但他可以引進產(chǎn)量高的作物，例如土豆和紅薯。
后世史書記載的很清楚，土豆是萬歷年元年進入大明，而紅薯是1593年由陳振龍引入大明王朝的。
“土豆是誰推廣的來著？”